全球关键基础设施正发生着从国家权力的支撑要素向国家权力本体的质变，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杠杆支点和权力投射的战略通道。关键基础设施从技术中性的物理装置转变为维系相互连通的相互依赖纽带，继而武器化并成为强制胁迫的工具，甚至有可能形成“基建权”。关键基础设施的地缘攻防推动了地理政治学与权力形式的变革、安全困境与效率—安全悖论的形成以及战略范式与军事原则的转变。北溪管道毁坏、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武器化等事件凸显了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潜藏的国家安全风险。武器化与攻击风险何以导致关键基础设施失败崩溃？立足2024年欧洲跨国天然气输送管道网络有关数据，本研究之后发现，蓄意攻击与节点攻击能够造成关键基础设施相互依赖网络不同程度的割裂崩溃，蓄意节点攻击使得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迅速崩溃失效，蓄意连边攻击与随机节点攻击导致网络瘫痪则更为缓慢，随机连边攻击下的网络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对抗催生出新型战场时空观和安全风险领域。

　　作者：曾庆鸣，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中华文明数智创新实验室研究助理；毛维准，南京大学中华文明数智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从蒸汽机时代的航运通道到数字时代的光缆网络，全球关键基础设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出地理政治学权力运行模式的根本转换。关键基础设施从单纯的技术—物理装置，发展为维系全球相互依赖和相互连通的物质纽带，继而成为实现地理政治学目标的武器化工具，甚至是地理政治学权力本身。国家权力正逐渐从传统的陆权、海权、空权等自限性权力，转向控制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基建权——一种互联性权力。由此，关键基础设施完成了从国家权力支撑要素向国家权力本体的质变。

　　特别是在战争或的背景下，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问题与国家安全隐患尤为突出。外部行为体可通过定向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打击甚至摧毁目标国关键经济支柱和社会稳定运行。在人工智能“信息战”和“网络战”兴起的背景下，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手段变得更多样化，更为隐蔽。

　　例如，2025年1月，德国通过法案授权其国防军击落针对德国军事基地、工业设施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不明可疑无人机，以应对俄罗斯、中国等“重点怀疑对象”的基础设施攻击。该法案通过前后，俄罗斯网电缆和网络关键基础设施便遭到外部大规模攻击渗透，全境大规模断电断网。同时，2025年1月下旬，美国炮制出“伏特台风”“盐台风”等攻击团体，大肆炒作中国针对其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攻击渗透”。有关的资料显示，近年来，美国对华实施了长时间、系统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攻击渗透，危害中国电信、金融、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可见，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攻防已成为战略竞争和现代冲突中频繁使用的策略工具。这种基建武器化攻防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印巴冲突等现实中反复实践和检验，跳脱出原有理论建构对这种武器化攻防的极端预设，正逐步演变为国际政治的不争事实。

　　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通过能源传输、金融支付、数字通信或全球贸易网络推动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关键基础设施的全球网络化存在，不仅是经济循环的物理载体，更是权力投射的战略通道。关键基础设施的内外部脆弱性以及国家安全风险使其成为地理政治学权力博弈的武器化对象。

　　基建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力形态，是指国家通过掌控关键基础设施及其运行逻辑，在跨越物理边界的地缘空间中投射权力、行使控制和强化影响的能力。地理政治学基建权则是在全球关键基础设施高度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大国在超越传统物理边界的空间中，重新构建权力关系与主导地位的过程。这种基建权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依附于地理疆域或领土的支配权，而是体现为对跨国、跨域、跨系统基础设施节点的掌控与操控权，是一种嵌入式、准领土化、具备强制性的权力形式。关键基础设施慢慢的变成为权力投射的新支点，基建权逐渐打破了国家主权所依赖的空间边界假设。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谁控制心脏地带，谁就掌控世界”的判断在数字时代演变为“谁控制关键基础设施，谁就拥有国家权力延伸和投射的能力”。

　　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攻防是当前地理政治学博弈中最具破坏性、胁迫性和扩散性的一种新型冲突形态。基建武器化攻防本质上是对国家赖以运转的核心系统资源进行系统性操纵与打击，导致战争与冲突的胜负标准也随之转变。传统战争以领土占有、军事摧毁为最终目标。基础设施武器化攻防的目标是控制管理系统维持能力、消耗对手韧性，令其陷入长时间的系统性瘫痪与恢复能力耗尽状态。

　　因此，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与攻防渗透，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主权概念主要基于物理边界的限定，而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攻防现象则突破了这种限定。基础设施的准领土化属性，使得基建控制者能够在国境线外行使主权权力。这种地缘基建权力不仅不受物理边界的限制，还使得关键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从地理政治学的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战场，持续重构国际权力竞争形态。

　　可见，全球关键基础设施正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立足于防范化解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本研究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相互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大国针对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攻防如何塑造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与风险又如何传导并最后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失效崩溃？

　　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慢慢的开始从政治影响和安全风险角度关注关键基础设施，相关成果可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近年来，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武器化现象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现代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

　　第一种视角关注大国基础设施战略竞争的风险升级。毛维准等认为美国通过“蓝点网络”计划将基础设施作为地理政治学竞争工具，强调其以基建标准认证与盟友体系嵌入“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将基础设施安全风险与战略对抗绑定。他指出，大国将基础设施“安全化”为地理政治学博弈工具，通过基建竞争刺激东南亚安全主体互动并冲击地区安全结构，加剧基础设施武器化风险，导致安全关系脆弱性上升。金君达和徐秀军强调，数字时代关键基础设施通过空间网络化重塑地缘权力结构，强调其作为战略工具既促进跨区域合作又面临被武器化的风险，加剧大国竞争中的攻击隐患与安全治理裂痕。

　　第二种视角关注特定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地理政治学风险。安德烈亚斯·戈德豪（Andreas Goldthau）等基于俄欧能源依赖指出，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地理政治学属性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武器化和单边断供风险暴露关键节点在政治冲突中的脆弱性。雨果·梅杰（Hugo Meijer）等基于北约关键基础设施，指出欧洲基建网络的整合度不足，严重依赖美国技术和系统，加剧其战略脆弱性。欧洲能源管道、交通枢纽等关键设施因而成为混合战争不对称攻击的突破口。毛维准等认为美西方国家将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为地理政治学博弈的核心工具，强调通过规范竞争、项目盯防及议题捆绑等机制遏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并重塑全球领导力。此类竞争加剧基础设施的战略化风险，导致安全环境恶化。

　　第三种视角关注特定功能的全球关键基础设施。安德烈亚斯·兰格诺尔（Andreas Langenohl）等指出，全球金融基础设施虽被赋予去中心化的技术愿景，但在地缘冲突中仍被西方国家武器化为战略胁迫工具以压制对手，其运行逻辑仍属于霸权竞争。拉斯·耶斯维克（Lars Gjesvik）指出，“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强调国家基于网络结构中心性及网络优势获得主导权和胁迫工具，并对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进行武器化。张景全等认为深海基础设施因战略属性加剧全球治理规则缺失下的地缘竞争风险，强调其管控无力可能引发国际冲突并掣肘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四种视角关注优势国家如何通过关键基础设施获得不对称能力。斯塔茜·戈达德（Stacie E. Goddard）强调网络结构位置对国家安全和制衡能力的影响。关键基础设施的集中化使美国作为网络枢纽，能通过中介、绑定和楔子策略系统性削弱他国制衡的能力。基础设施的枢纽控制权不仅放大单极霸权韧性，还使攻击关键节点成为瓦解对手的有效手段。克里斯蒂安·伯格（Christian Bueger）等认为关键基础设施的战略武器化通过技术依赖与互联性放大国家安全风险，强调霸权国家将基础设施控制权转化为地理政治学工具，导致系统性制裁与断链威胁。因此，基础设施的双重属性（物质网络与社会建构）使其既是治理载体也是脆弱性源头。程子龙认为关键基础设施通过“发展—基建—安全关联”框架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与地理政治学稳定，强调其作为战略工具的双重属性可能因规划失当引发风险。

　　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武器化已然成为现代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化系统的相互依赖加剧了其结构脆弱性。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特征使其相互依赖程度极高。针对一个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通过与其他基础设施的联系，形成一种崩溃链，导致更广泛的瘫痪。外部小规模干扰渗透也能引发大范围的基础设施系统崩溃。

　　一方面，国家利用网络和结构优势地位进行武器化，生成胁迫能力。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等指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结构不对称性赋予核心国家（如美国）将其武器化的能力，依托核心节点“瓶颈效应”切断对手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访问，构成战略性攻击手段。毛维准认为基础设施的战略工具属性使其成为大国安全化博弈的核心议题，强调其通过“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嵌入地理政治学竞争并加剧国际秩序动荡，同时指出安全化逻辑主导下基础设施易被武器化以引发攻击隐患。杨悦怡认为，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与不可信任性构成国家安全核心风险，强调海底光缆等地缘战略属性易被武器化并受技术霸权国操控。 莫非等指出，美国日益认为其地理政治学对手对美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和意愿均在加强。

　　另一方面，网络和结构固有的脆弱性形成非对称风险。尼克·伯纳兹（Nick Bernards）等指出，关键基础设施的集中化导致全球支付系统依赖少数强势节点，这种结构性依赖易受攻击并可能被武器化为地理政治学工具，反而加剧了权力集中风险。米里亚姆·邓恩·卡韦尔蒂（Myriam Dunn Cavelty）认为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源于其复杂性、互联性与依赖性，强调现代社会的运行与基础设施网络深层次地融合，使得级联效应、意外升级等系统性风险可能引发整体危机。于洁等认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风险隐患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强调需以情报感知为核心抓手，通过动态监测漏洞、预测威胁来源、评估风险损失等环节构建主动防御体系。菲奥娜·坎宁安（Fiona S. Cunningham）指出，电网、金融系统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高度依赖性使美国面临不对称脆弱性，成为战略弱点。郑海琦认为，深海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正成为美国深海战略的重点，美国将海底电缆作为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以实施对华战略遏制，强调其通过技术封锁、市场排除及军事化手段加剧数字领域分裂与国家安全威胁。

　　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在现代混合战争威胁与灰色地带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旦对手识别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结构薄弱点或脆弱链路，对手集中饱和式攻击该点将导致国家陷入瘫痪。

　　一方面，部分研究关注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攻防的成本—收益考量与威慑困境。丽贝卡·斯莱顿（Rebecca Slayton）指出，关键基础设施攻击的低成本—高收益结构使关键基础设施更易成为国家间低强度、低烈度对抗的目标。惠特尼·拉斯（Whitney Raas）指出，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防御效能愈发受制于攻击方的精准打击能力和渗透技术迭代。攻击方式与情报的精准性、侵入性越高，关键基础设施攻击的可信性越高，威慑效果越高。夏洛特·梅丁（Charlotte Grech-Madin）指出，水坝、供水系统等关键水资源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面临双重武器化风险，一是通过投毒、封锁等剥夺性攻击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二是利用炸毁水坝淹没性攻击产生战略威慑。埃里卡·博尔哈德（Erica D. Borghard）强调针对能源、通信、军事系统等核心设施的破坏性攻击虽能造成高威慑成本，但因技术复杂性与防御严密性难以精准实施，且可能因价值误判引发意外升级；破坏性攻击虽威慑力强但不可逆，而干扰性攻击虽可控但效力有限。

　　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关注已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攻防实践。杰尔姆·斯莱特（Jerome Slater）基于巴以冲突指出，以色列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军事化攻击以系统性摧毁敌方生存基础的方式试图瓦解抵抗意志。但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行径违反区分原则与非战斗人员豁免而加剧人道危机，并激化地区安全困境。沃德·托马斯（Ward Thomas）强调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胁迫性空袭构成国家安全与伦理的双重风险。北约打击电网、交通节点等民生设施试图削弱南联盟战争意志，但此类策略违反国际法区分原则，且实际效果存疑。

　　一是针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武器化现象，既有武器化理论浮于对经验表象的重复性阐述。少有研究触及对静态网络结构、动态网络拓扑的切入与检验，因而也就无法探究网络结构武器化风险形成背后的本质。

　　二是现有武器化理论研究存在“本末倒置”的困境。一方面，在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绝大多数研究将核心分析论证锚定在出口管制、切断供应链和关闭金融交易系统等外部武器化行为上。但是，外部武器化冲击如何通过改变相互依赖网络的结构，进而产生国家安全风险却被学界所忽略。另一方面，在诸如芯片断供、管道损毁、系统关停等武器化冲击风险何以经过网络的静态结构与动态拓扑生成风险、放大风险，并最后导致网络失败的非线性过程等方面少有探讨。

　　三是当前研究在关键基础设施攻防渗透等方面存在“视而不见”的问题。在某一种意义上，关乎人类生活的关键基础设施存在类似于“核禁忌”的规范约束。一方面，任何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渗透或者强制胁迫都面临着承诺可信性难题，即由于代价过于高昂、局面过于不可控，任何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都像“威胁使用核武器先发制人”一般不可信；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禁忌所承担的道德、伦理与规范压力，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攻防渗透议题的研究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近年来不断上演的国家间蓄意攻击基础设施的恶性事件表明，关键基础设施攻防渗透已然成为大国一直在升级的混合战争与灰色地带冲突工具。

　　因此，本研究旨在从国家安全的视角切入，通过关键基础设施地缘攻防的推练演习与算法实验，揭示武器化与攻击风险何以改变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静态结构与动态拓扑并生成、放大国家安全风险，最后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失败的过程。特别是，本研究试图根据对真实世界中关键基础设施攻防渗透的演习与实验结果，提炼出应对这种新兴攻防渗透形式的重点防卫方向与策略。

　　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进程标志着地理政治学权力争夺发展到了新维度，其本质是数字时代地缘空间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传统地理政治学主要依托地理要素构建权力体系与国家安全战略。“海权论”强调对海洋要冲的控制，“心脏地带”理论注重欧亚大陆腹地的战略价值，这些理论在数字时代演化出新的实践形态。当海底光缆取代海上航道成为数据流动的主要通道，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已超越其物理属性，转化为具有强制胁迫效力的地缘权力工具。

　　基建权作为一种新型地理政治学权力形态，其本质是国家对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节点、运行规则和资源分配机制的操控和主导能力。在传统陆权、海权和空权理论中，权力依赖于疆域、要道与空域的占据与控制。而基建权则以掌握全球能源输送、信息传递和金融结算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连接能力与支配能力为核心。

　　与传统地缘权力形态相比，基建权力具有去边界化、系统嵌入性和长期操控性三重特征。首先，去边界化表现为关键基础设施可跨境部署与控制，如海底光缆、卫星导航系统、数字货币平台等，其控制不再依赖领土主权。其次，系统嵌入性体现为控制者不仅主导物理运行环节，更掌控标准协议、数据接口与运维逻辑，形成对被控国运行机制的结构性制约。最后，长期操控性则使得这种权力形态难以被一次性推翻或切断，基建权持续渗透与更新，构建出类似“技术锁定”的体系依赖关系，加深国家间不对称依赖结构，由此产生难以规避的胁迫效应。

　　从地理政治学视角审视，关键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本质上是对全球权力拓扑结构的具象化呈现。基础设施在物质形态上固定了资本、信息、能源的流动方向，在网络拓扑的结构层面确立了全球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归属，在战略维度则是界定了国家安全边界的延伸范围，演变为国家间权力博弈的物化载体。基建权的核心在于国家对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战略节点的排他性控制和关键性影响，获得系统性胁迫他国、塑造国际规则与秩序的能力。这种基建权力不仅体现在攻击胁迫时的毁灭性，更体现在和平时期渗透操纵的牵制力上。

　　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下，关键基础设施日益演变为权力再分配的战略杠杆，不仅重新定义了安全威胁的形态，更从深层次上重构着国际政治经济的运行逻辑。

　　第一，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对抗正在重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时空维度。传统主权理论基于领土控制的排他性原则。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陆权、海权、空权等硬权力（Hard Power）正被转化为控制关键基础设施节点的“软杀伤力”（Soft Kill），颠覆了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战争原则。有学者觉得，在全球相互依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位置与管辖权相分离、去中心化架构与全球广泛覆盖的特征不断侵蚀着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至上原则。地缘控制力不再依赖地理疆界的军事防御，转为取决于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资源、信息、线路等抽象要素的掌控能力，因而呈现出超领土化特征。

　　第二，关键基础设施的物质形态决定了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能源管道、海底光缆和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等基础设施不仅是现代社会运行的物理支撑，更是国家权力的物质化表现。关键基础设施的地理分布和走向直接反映了掌控国与依赖国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其武器化攻防进程既遵循传统地理政治学的逻辑惯性，又展现出数字与AI时代的技术特异性。地理政治学基建权的控制与反制、渗透与防御、垄断与替代的复杂博弈，推动着国家安全概念和战略向跨域融合方向演进。当关键基础设施与关键战略资源、信息与线路深度绑定时，其战略价值便完成了从国家权力支撑要素向国家权力本体的质变。

　　第三，关键基础设施在战略意义上界定了国家安全边界的延伸范围。关键基础设施攻防博弈揭示出基础设施控制权的双重属性，它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盾牌，也是实施战略遏制的利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特性本质上是地理政治学权力的拓扑投射，基础设施武器化现象折射出技术革命对战争形态的深层改造。这种博弈的残酷性在于它的破坏力不亚于传统军事打击。因此，在战略意义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边界已超越传统领土范畴，演变为混合战争中的攻防焦点。

　　第四，基建权武器化攻防是大国基建权力投射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攻”是利用掌控的节点或攻击能力实施强制，是基建权力的主动投射。基建权作为进攻性权力的延伸与升级，体现为大国或行为体主动利用其掌控的关键节点或开发攻击能力，对敌方基础设施实施强制性干预、破坏或胁迫，以此达成战略目标。另一方面，“防”是构建自主与韧性体系以抵御强制干预，是基建权力的主动保障。体现为大国通过构建自主可控、具备强大韧性与替代能力的基础设施体系，以抵御外部攻击、制裁或胁迫，确保自身在激烈地缘博弈中的生存能力与行动自由。防御不再是被动的盾牌，而是主动构建非对称依赖甚至反脆弱体系的战略工程。

　　如表1所示，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家运行的“生命线”，其稳定运行已然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一方面，作为开放、复杂的巨型系统，各种、各层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彼此紧密相连，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拓扑结构正是其运作效率的基础；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各种、各层关键基础设施之间的紧密耦合，也使得其在面对外部攻击渗透时更为脆弱，极易导致连锁“雪崩”反应，进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因此，作为国家平稳运行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效能与系统安全之间有着天然的张力，表现为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效率—安全悖论。基础设施越是相互连通、越是开放链接，其系统效率和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就越强，但其脆弱点和暴露面也随之扩大，成为攻击者武器化的可乘之机。开放性和互联性所引致的脆弱性因此具有持续性和可叠加性，基础设施的效率与安全是不可兼得的目标。

　　基于上述讨论，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相关的效率—安全悖论在于，基建网络的整体效能取决于基建系统开放度，而这一开放度又直接决定了总系统受到外部攻击的脆弱性。

　　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复杂性和多层次融合特性，决定了其对速度、精准度和安全性的极高要求。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也是由多个子系统、节点和连边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不同的基础设施网络相互缠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产业、跨领域、跨地域的多层次网络结构。

　　关键基础设施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从技术和经济意义上的合作工具转变为政治博弈和武器化打击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利用对核心基础设施的控制权，针对其他几个国家实施技术封锁、资源垄断或恶意中断，打击其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进而实现战略遏制的目标。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武器化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现代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

　　一是非对称性。非对称性意味着弱方或资源有限的行为体可通过关键基础设施攻击，对实力强大的对手造成影响，打破传统力量对比中的“强者恒强”逻辑。传统战争胜负取决于军队数量、武器精良程度以及后勤保障等硬实力指标，而基础设施攻击以低成本、高效率、精准隐蔽的优势，赋予了弱势一方改变局势的可能。其低成本—高收益的技术结构，使得攻击行为即便是小规模、低烈度，也能带来系统性后果。

　　二是灵活性。发动基建攻击的门槛相较传统军事行动更为低廉，尤其是在网络攻击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资源投入极低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高强度、广覆盖的战略干扰，这种“超高的性价比”攻击模式在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

　　三是隐蔽性。传统战争中的袭击往往伴随明显的攻击痕迹、确凿的责任归属，而在现代信息化背景下，基础设施攻击尤其是网络攻击的来源往往难以追溯，极易通过技术方法掩盖真正源头，以此来实现“打了不认账”的效果。基建攻击不需要军事意义上的边界突破，逐步降低了政治敏感性和军事风险，极大地增强了可执行性和战略灵活性。

　　四是可控性。不同于常规战争中不可逆的、难以控制的攻击手段，基础设施攻击往往具有可进可退的灵活性，基础设施攻击能够准确的通过目标设定不同级别的破坏程度。从数小时的停电，到几天的物流瘫痪，再到长期的信息系统失控，这些攻击手段如同调节旋钮一般，精准控制破坏强度。

　　五是消耗性。这种不对称可控的战术结构，决定了基础设施攻击在战略上是低烈度消耗战的理想形式。其目标并非追求战术层面的快速胜利，而是战略层面的持久消耗与心理瓦解。这种攻击方式往往是打而不宣，以乱而不战的状态维系对敌方的持续压力。对于攻击者而言，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基建打击，远比“闪电战”式战争更具策略价值。其目标并非一举摧毁对手，而是在维持冲突低烈度的同时，实现持续施压、资源消耗和心理瓦解的目的。

　　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进程推动着战略范式与军事原则的转变。在全球基建联通时代，传统地理政治学理论中的领土占领和空间控制逻辑转化为对关键基础设施节点与通道的争夺。如表2所示，能源管道的爆炸事件、金融支付系统的准入操控、电网系统的网络攻击，这些现象共同揭示出权力作用方式的根本转型。

　　现代战争的打击重心已从消灭敌方有生力量转向瘫痪其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这种转变使得军事战略与民事系统的界限趋于模糊，标志着战争形态已进入真正的“超限战”阶段，攻防目标从领土征服转向全体系瓦解。

　　第一，现代战争的核心逐渐转向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全体系控制与破坏。在传统军事实践中，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战场单位的直接物理对抗。但是，铁路、港口、航运和供应链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成为攻击目标时所带来的破坏远远超出了战术延误（Tactical Delay），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战略瘫痪（Strategic Paralysis）。因此，未来战争胜负将不再仅取决于传统军事对抗，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与保护能力。

　　第二，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是将维持国家社会—经济体系运转的物理节点转化为战略打击的“杠杆支点”。在攻防渗透中，电网变电站可被对手携带铝热剂的自适应无人机集群攻击，算法控制的石墨烯粉末搭载—散布系统能精准瘫痪对手变压器的绝缘体系。传统安全防御的时空边界与能量层级被彻底解构。国家安全由此进入微缩化暴力（Miniaturized Violence）的时代。

　　第三，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攻防体现了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变。在现代战争中，关键基础设施已成为战略打击的核心目标。2024年俄乌冲突重大升级期间，俄乌双方互相攻击的战略核心目标包括对方能源网络、水电站大坝等关键基础设施。俄军开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攻击不仅严重削弱了乌克兰全体系的基础设施联通性，还直接影响了其军事行动的可持续性和抗打击性。传统意义上界限分明、以国家军事对抗为标志的热冲突形态正在被这种更加模糊、更富韧性的基建对抗模式所替代。

　　第四，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胁。从经济角度看，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会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并引发连锁反应，影响整个国家的全体系社会—经济运行。例如，能源网络中断导致工业生产停滞、交通系统瘫痪，影响医疗、通信等基本服务的正常运行。从社会角度看，关键基础设施被破坏会引发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削弱社会韧性以及军事信心，打击对手社会意志和士气。从军事角度看，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直接削弱国家的战争动员与军事投射潜力，影响军事行动的展开和持续。现代冲突长期化使得关键基础设施攻防演化为双方消耗战的主线。

　　第五，现代战争胜负将不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军事对抗，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与保护能力。一方面，掌握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意味着能够有效切断敌对方的军事动员和经济运行能力，从而在战略上占据主动。控制对手的能源网络或通信系统，可以使其军事指挥系统陷入混乱，甚至丧失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保护自身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攻击，则是确保战争持续能力的关键。建立冗余系统和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大大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抗打击能力，确保在战争中不被敌对方轻易瘫痪。

　　可以说，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攻防已构成一种新型战争形态。其战略目标不再是打败对手，而是使对手无法行动，其战术手段也不再是摧毁物理设施，而是干预其系统网络运行、操控其运行条件、控制其关键节点。

　　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渗透与武器化已成为现代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安全的本质与边界。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对抗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冲突范畴，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战略博弈形式。

　　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攻防的重点是基建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与多层级耦合性。基础设施网络通常由众多子系统、节点和边构成，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攻击者不但可以识别系统中的薄弱点并予以集中打击，还能借助基础设施网络的内生结构性弱点进行系统性破坏。在冲突与战略竞争的条件下，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成为武器化的工具和对象，构成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传导链。

　　首先，关键基础设施攻防与武器化威胁的极端性在于其容易面对极小的技术干预而引发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研究之后发现，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之间的高度互联性使得攻击者能够最终靠对某一节点的破坏，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总系统的崩溃。从技术层面来看，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渗透与武器化威胁的复杂性在于其攻击手段的多样性、隐蔽性和针对性，不仅包括传统的病毒、木马、钓鱼等手段，还涉及高级持续性威胁（APT）、零日漏洞和供应链攻击等新型技术。

　　其次，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使得攻击者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实现战略目标。基础设施网络的鲁棒性（Robustness）与脆弱性（Fragility）在此形成张力：高度优化的全球基建网络在常态下具备效率优势，但其刚性结构在面对扰动时缺乏弹性冗余。这种特性被战略博弈方转化为非对称打击手段，通过定向干扰关键节点（如海峡要道、枢纽港口），即可引发目标国经济系统的代偿失调。

　　最后，基础设施的地缘价值源于其不可替代性与网络效应双重特征的耦合作用。当某类基础设施形成覆盖全球或区域的服务网络时，其节点位置便具有了战略杠杆效应。当前基础设施攻防对抗的本质是全球关键基础设施互联进程内在矛盾的显化。基础设施互联创造的效率红利与安全风险形成了一种矛盾关系，全球基建联通带来的协同效应反而增强了其内部结构脆弱性。这种空间权力化与权力空间化的双向发展，正在重塑当代地理政治学竞争的形态。

　　可以说，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武器化攻击渗透本质上是攻击面与扩散路径的动态博弈过程。网络拓扑结构的集中化特征直接塑造了攻击面的空间分布与扩散路径的传导效率。在复杂系统理论框架下，关键节点既是网络效率的保障者，也是级联失效的放大器。当网络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时，必然趋向关键节点的高度聚集和连接路径的最短优化，这导致攻击面的密度分布与系统脆弱性形成正反馈机制。 因此，上述基建“发展—安全”悖论推动了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范式重构，即从追求绝对效率和优化程度，转向弹性适应“基建发展—国家安全”权衡。

　　在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关系本应成为抑制冲突、防止国家间胁迫行为的重要稳定因素。然而，相互依赖的紧密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放大了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潜力。当基建网络的相互依赖被转化为战略胁迫工具时，其武器化潜力便得到了充分释放。相互依赖程度越高，武器化风险的程度也就越高。

　　具体而言，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型依赖、资源型依赖、地理型依赖与信息型依赖是外部武器化攻击在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内部结构中产生、传导风险的主要诱发因素（参见图2）。

　　第一，关键基础设施之间的功能型依赖指一类基础设施的功能变动直接影响另一类基础设施。功能型依赖基建运行功能的直接耦合，即某一基础设施的正常功能需要另一个设施的持续支持，二者构成一套协同作业系统。电力、供水、燃气和通信等不一样的关键基础设施彼此依赖共同运行，形成复杂的系统网络。

　　第二，资源型依赖则更加依赖于关键基础设施之间的物质或能源传输，这种关联主要体现为关键基础设施之间运输通道的中断导致资源供应链的中断。资源型依赖的核心在于基建输入要素的替代弹性与供应链的刚性结构。资源既包括原材料、能源，也涵盖中间品、运输工具和物流通道。基础设施之间若存在资源传输或供给关系，则构成了资源依赖。一旦资源供应链断裂，关键基础设施便失去了继续运作的能力。

　　第三，地理型依赖指多类基础设施共存于同一个空间区域内，它们由于物理位置上的接近性而形成的潜在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在外部攻击事件中表现尤为显著，武器化事件可同时影响多个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级联失效。地理型依赖的核心在于空间位置的战略锁定效应。

　　第四，信息型依赖指随着计算机技术普及和基础设施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持续不断的发展，几乎所有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运行都依赖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高度依赖于信息系统的传输和处理功能。然而，由于信息网络本身的开放性和互联性，使其容易成为外部攻击的目标。因此，信息型依赖是现代基础设施相互依赖中最为复杂和脆弱的一环。外部网络攻击渗透和关键基础设施信息系统的内部漏洞极易导致整个基础设施系统的全盘瘫痪。

　　在武器化冲击下，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节点之间的功能型依赖、资源型依赖、地理型依赖与信息型依赖所产生的脆弱性与风险将表现出共同诱因失效、共同升级失效与级联失效三种失效模式。

　　第一，关键基础设施遭受攻击渗透时的共同诱因失效是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参见图3）。共同诱因失效的关键特点是，由于外部蓄意攻击渗透，被渗透的设施失效会同时影响多个相互关联的设施，从而形成“一对多”的脆弱性风险传染模式。

　　地理依赖的脆弱性源于关键节点因固定位置而承受的不可规避的暴露风险。当多个基础设施在物理空间上高度聚集，针对该区域的单次攻击即可同时摧毁或瘫痪多个系统，形成同步瘫痪的“一对多”共同诱因失效。地理型依赖的空间接近性使得一次物理打击可以同时波及多个本不具备功能或资源依赖关系的系统。

　　第二，在共同升级失效模式下，初始脆弱源不仅传染至其他设施，而且这些被传染的设施会转变为新的脆弱风险源，进而扩大风险传染范围，形成更大规模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崩溃（参见图4）。共同升级失效传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多对多关系，即多个设施同时作为脆弱源和脆弱性接收方。在这种复杂的关联关系下，脆弱性不仅从单一设施向其他设施扩散，还会通过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成持续性的反馈效应。

　　资源型依赖的刚性结构在于基础设施对特定外部物质输入的不可替代需求。其失效断供触发“失效—再失效”的链式反应，形成共同升级失效的恶性循环。该模式的特征是初始脆弱源不仅传染失效，更会激发被传染节点转化为新的脆弱源，持续放大破坏。资源型依赖因其高度的供应链耦合性与资源路径无法替代性，成为最容易引发共同升级失效的依赖类型。

　　第三，级联失效是最常见的关键基础设施连锁失效形式（参见图5）。当某一关键基础设施遭到攻击或发生故障，依赖该设施运行的其他基础设施便会迅速受到波及，导致一系列系统的连续失效。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的级联失效并非以单一路径传播，而是通过多路径、多点触发的方式扩展。因此，风险在关键基础设施网络中的传导既可以是线性的，也可能呈现非线性的传播模式，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风险传导会呈现指数级扩散。

　　基础设施节点和连边上的负载超过或低于其设计容量时会导致过载失效、欠载失效，继而引发级联失效现象。以过载失效为例，某一基础设施失效会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内的负载重新分配，其他设施的负载随之增加，进而超过其最大承载能力，最后导致整个网络的连锁崩溃。

　　由于功能型依赖呈现出严格的功能前置关系，即一类基础设施的运作往往建立在另一类基础设施连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这种功能嵌套结构决定了其易诱发级联失效型崩溃。一旦上游节点遭遇攻击或故障，依赖其功能输出的下游节点将立即陷入瘫痪，从而启动顺序性、方向性极强的风险扩散路径。

　　第四，信息型依赖是数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运行的核心支撑形式，其高度互联性与传导路径的穿透性决定了它既可以激活共同诱因失效，也可以制造共同升级失效，还可以触发级联失效。在信息型依赖结构中，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逻辑、控制命令、状态监测与自动响应都通过信息系统实现。它深度嵌入并掌控着其他三类依赖的控制管理系统、数据流等，因此其失效极少孤立发生，而是作为关键“催化剂”和“倍增器”，急剧恶化其他依赖引发的失效模式。

　　能源基础设施与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是各国国家安全的命脉。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跨国能源网络的建立和互联变得日益重要。电网、天然气管道和油气运输网络由此同时具有非常明显的地理政治学与国家安全特性。

　　作为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重要能源通道，北溪管道被炸凸显了关键基础设施在全球地理政治学博弈中的脆弱性，其背后反映的关键基础设施武器化趋势直接体现了大国战略竞争中的混合战争威胁与灰色地带斗争。北溪管道的蓄意破坏更是标志着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武器化已变为现实威胁。

　　受此启发，本研究将2024年欧洲跨国地表、地下与海底天然气输送管道网络设置为关键基础设施攻防渗透的基准情境，通过模拟实施针对欧洲天然气管道的攻防渗透方案，构造了一种算法实验。

　　实验基于“全球天然气基础设施追踪数据”（Global Gas Infrastructure Tracker, GGIT），加载并构建欧洲天然气输送管道的流量流向网络（参见图6）。由于2022—2024年欧洲各国液化天然气（LNG）终端项目的大量启动推动了天然气管道建设的需求预期，形成典型的“牛鞭效应”，因此实验将天然气基建网络锚定至2024年12月，即天然气基建数据最新一轮更新的时点。实验加载并构建的网络将所有长度超过100千米的输气主干管纳入追踪范围，涵盖欧洲各国节点与天然气管道基建线路连边，均包含状态、起始位置、容量和长度等运营信息。

　　从实证角度而言，实验的网络结构高度契合基础设施武器化攻防和权力投射的机制。天然气通道连接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使某一国家对能源流通路径形成结构性控制，并因掌控物理通道而衍生出非对称胁迫力。

　　源自外部行为体的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是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脆弱性与崩溃风险的主要方式；从攻击对象上来说，外部行为体可能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连边和节点展开攻击。该实验共实施了四种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攻击渗透方案，分别应用至欧洲天然气输送管道网络。每一种攻击渗透方案都是为了评估特定类型的关键基础设施在不同情景下的脆弱性。同时，实验立足Python等平台对确定攻击渗透目标与计算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连通分量（Connected Component）两个部分进行算法化。

　　第一，随机攻击是指关键基础设施节点或边在无显著规律的情况下被随机移除。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或设备故障等外部事件可能随机打击基础设施中的节点或组件，从而引发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功能失效。由于随机攻击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国家在面对此类攻击时难以确定具体的防护节点。

　　第二，蓄意攻击则是出于经济利益、政治动机或恶意破坏意图，有计划地指向特定关键基础设施节点或连边进行攻击，旨在通过精准打击削弱网络的整体功能。蓄意攻击比随机攻击更具针对性和破坏性。蓄意攻击的特征是外部攻击者会有明确的目的性地选择系统中最关键的节点进行破坏。

　　第三，连边攻击即攻击瘫痪国家节点之间的链接路径，移除电力基础设施网络中的某些连接部件（电缆、变电站）等来削弱整体网络的连通性。这种攻击方式对应于破坏关键的通信线路、能源传输通道或交通网络的某些连接点。攻击连边使得原本紧密连接的节点失去联系，导致系统的分散化和断裂，直接影响系统的整体效率。

　　第四，攻击节点即攻击瘫痪国家节点以使该节点与周边节点的全部连接断开。这一攻击策略在关键基础设施中很具有破坏性。在电网中，连接大型发电厂和主要变电站的输电线路是总系统的枢纽命脉，一旦这些线路遭到破坏，整个区域的电力供应可能完全瘫痪。

　　在算法实验框架下，对照组为基准情境，即未受到任何外部攻击渗透的欧洲跨国天然气管道网络。实验组为迭代攻击渗透情境，即受到n次外部攻击渗透的欧洲跨国天然气管道网络。一方面，核心因变量是受到外部攻击前后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的结构完整度与鲁棒性，在此，结构完整度与鲁棒性可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体现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弹性、韧性与面对外部攻击渗透的抗击打性；另一方面，核心自变量是攻击渗透方案的类别以及攻击渗透的次数，即在不一样的攻击策略和攻击次数下，检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所表现出的网络连通性变化。

　　连边攻击本质上是针对连接机制的攻击，破坏的是节点之间的路径依赖。连边攻击表现为系统整体性能直线下降的渐变过程。因而连边攻击强调的是路径瘫痪，削弱网络连通性。

　　一是随机攻击连边。该实验在欧洲跨国天然气管道网络近二百条线路中随机选择进行中断操作，例如，随机中断捷克—德国线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线路、英国—爱尔兰线路等。二是蓄意攻击连边。本实验在欧洲跨国天然气管道网络近二百条线路中根据管道线路流量与连边权重进行排序，并从高到低依次攻击重要天然气管道线路。例如，先后切断乌克兰—斯洛伐克、俄罗斯—德国、俄罗斯—意大利、俄罗斯—白俄罗斯线路等。连边攻击后的网络主干被削弱、各个节点耦合松弛，整体效率与韧性同步下滑。

　　蓄意连边攻击最突出的变化是网络主干结构的断裂与跨区域连接的弱化。攻击优先瞄准的是那些在网络中承载天然气输送任务最为关键的管道线路。这些线路同时具有高流量与高权重。关键天然气线路被中断，不仅导致相关国家直接失去重要供气来源，更进一步造成网络的骨干结构支离破碎。

　　可见，蓄意攻击后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与“孤岛化”趋势。从网络拓扑结构来看，原本连接俄罗斯与西欧之间的大型管道主干瘫痪，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稀疏、边缘化的次级路径。原本构建在东欧、中欧和西欧基础上的天然气网络被切割成若干个子系统。

　　随着攻击次数的逐渐增加，蓄意攻击与随机攻击之间的差异变得愈发显著。随机攻击下网络损失效率保持缓慢下降，而在蓄意攻击的情境下网络损失效率急剧下降，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的运作效率与连通性几乎成倍降低。因此在蓄意攻击下，由于攻击策略集中在高权重连边上，网络的崩溃速度远超于随机攻击。

　　在随机连边攻击模式下，网络在遭遇少量随机中断时，其整体连通性下降并不显著，依然能够维持相对完整的格局。西欧、南欧以及北欧等地区的管道布局由多条线路共同构成相互支撑的体系，当某条管道随机中断时，其他线路能起到替代作用，从而使得整体连通性不至于立刻崩溃。随着随机攻击的持续，网络的冗余逐渐被消耗。在不断丧失连接的过程中，整体连通性逐步减弱。

　　相比之下，蓄意连边攻击的变化轨迹完全不同。在这一模式中，攻击目标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线路，优先切断流量大、权重高的关键管道。这些管道往往承担着跨区域的大宗输送任务，是欧洲天然气网络的动脉。从俄罗斯经由乌克兰、白俄罗斯进入欧洲的主干道，或从东欧直达德国、意大利的高流量管道，一旦遭到蓄意中断，整个网络的格局便会被立刻改变。在蓄意连边攻击的初期，网络连通性便出现了急剧下降。关键线路的失效直接摧毁了网络的骨架，使得大部分国家之间的最短路径被打断，整体的可达性和流量分配能力迅速崩溃。

　　第一，随着随机连边攻击次数的增加，欧洲天然气管道连线中断数量上升，整个欧洲天然气能源供应链网络的连通性呈现相对平缓的下降趋势。

　　面对随机攻击时，尽管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天然气传送管道逐渐失效，但在整体上，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的连通功能并不会立即崩溃。这种抗打击要得益于天然气管道网络的冗余结构和分布式设计，即使部分国家向外输送天然气的线路失效，仍然有其他路径和节点可以支撑网络的整体运作。因此，随机连边攻击通常不会在初期对网络产生灾难性影响，关键基础设施网络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维持其功能。然而，这种抗打击能力并不是无限的，随着攻击次数的增加，尤其是在较多连边失效后，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的连通性将逐步恶化，最后导致整体失效。

　　连边渐进式效率损失和逐步上升的天然气网络破碎度反映了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在面对随机攻击时的脆弱之处。冗余路径和替代节点能够在短期内提供一些缓解，但并非长期之计。一旦冗余路径耗尽，替代节点负载超限，网络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将一下子就下降，功能性失效将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孤立团体的出现也进一步放大了破碎效应，使得总系统陷入混乱。

　　第二，蓄意连边攻击策略，即根据欧洲天然气管道重要性、权重进行排序并策划攻击的有效性远超于了随机连边攻击。蓄意攻击次数只要达到随机攻击次数的1/3，即可让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失去所有连通性，并陷入全盘瘫痪状态。

　　随着蓄意攻击的逐渐深入，高权重与高流量天然气管道相继失效后，整个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的连通性急剧下降。因此相比随机攻击的渐进性，蓄意攻击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导致网络连通性的大幅下降。高权重连边一旦失效，其他节点和边无法承担其负荷，导致网络中其他部分逐渐失去连接。这种逐步累积的攻击效果加速了网络的崩溃，最终使网络分裂为若干孤立的子网络，无法再维持原本的功能。

　　这一结果表明，基于反复、低烈度、高频率的连边攻击能逐渐磨蚀对手的反应能力，削弱其关键基础设施的总体韧性，实现长期战略牵制效果。攻击者在此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这种高度灵活、持续性强、隐蔽性高的连边攻击逻辑使得关键基础设施攻击逐渐演变为灰色地带策略中的常态武器。

　　节点攻击则是对功能中心的直接破坏。此类攻击从根源上终止了节点的输出，并同时断裂其所有连接边，在网络中引发显著的结构性塌陷。节点攻击删除网络中的节点及其所有连边，从而造成整个系统某部分的彻底功能缺失。

　　一是随机攻击节点。对节点的攻击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性。随机攻击策略代表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在应对外部突发事件等随机性冲击时的脆弱性风险。实验在构成欧洲跨国天然气管道网络的48个国家节点随机选择进行中断操作，例如随机打击并瘫痪芬兰、葡萄牙、立陶宛和丹麦等。

　　二是蓄意攻击节点。按照国家设施节点度进行排序并攻击节点，针对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中的高连接度节点展开攻击。实验根据构成欧洲跨国天然气管道网络的48个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进行排序并从高到低依次攻击，例如，先后打击并瘫痪俄罗斯、德国、乌克兰、意大利、白俄罗斯和斯洛伐克等。

　　在随机攻击下，欧洲天然气网络节点国家瘫痪约30%—40%时，整个欧洲天然气供应链网络几乎完全崩溃，无法再保持任何连通性。小型节点或边缘节点的去除并不会立即造成网络断裂，此时系统仍可自我调节以保持运行。在随机瘫痪天然气节点的情况下，尽管整个网络最终崩溃，但其在15%的国家被瘫痪之前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连通性。

　　但是，在蓄意攻击实验中，结果表现出了明显不同。蓄意攻击实验有意破坏欧洲天然气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诸如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这些节点是欧洲天然气输送网络的关键枢纽，不仅连接线路繁多，而且往往处于路径中转的中心位置。当蓄意攻击瘫痪欧洲国家节点的比例仅占10%时，整个欧洲天然气管道网络就发生了直接崩溃失效，网络连通性在前5次蓄意攻击渗透中骤降为0。

　　可见，蓄意节点攻击的连通性下降趋势比随机攻击更为陡峭，这表明了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在面对这种攻击时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与国家安全风险。在攻击初期即可观察到连通性的大幅下降，整个网络效率呈现出“陡坡式”退化趋势。由于网络中负荷分布的不均衡性，少数节点承担了大部分流量与权重，一旦这些节点或连边失效，整个系统的运作将迅速崩溃。关键节点被摧毁后无法通过替代路径维持连通，形成“孤岛”。蓄意攻击的初始阶段瘫痪了整个欧洲天然气网络的“命门”，使整体网络立即呈现出断裂和功能失效的状态。因此，蓄意攻击下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崩溃速度极快，互联互通几乎在短时间之内降至极低的水平，网络无法再保持其基本功能。

　　随着攻击的持续进行，当删除的节点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后，无论是随机攻击还是蓄意攻击，网络的破坏效果都会趋于一致。当网络中大量节点被删除后，剩余节点或连边已经不足以维持网络的基本连通性和功能性。在这一阶段，无论攻击的初始目标是否为关键节点，系统都已经进入了一种崩溃状态，网络的连通性和功能性几乎完全丧失。此时，剩余的节点和连边之间的连接无法支撑起网络的整体运作，网络连通性彻底消失，总系统已经无法有效运转。

　　特别是随着蓄意攻击下删除比例的增大，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损失效率呈现出非线性增长。攻击初期有目的地删除高权重节点或边，网络效率会迅速下降。随着攻击的持续进行，当攻击次数增加到少数后，负荷最大的节点和连边逐渐被摧毁，这些节点所连接的其他重要边也开始失效，其他节点和边的负荷猛地增加，进一步导致它们没办法承受额外的压力，从而加剧了整个网络的崩溃速度。

　　因此，节点攻击的核心价值在于在持续性、灵活性与可调节性攻击下迅速瘫痪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关键基础设施的武器化攻防具备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常态化战略工具，是灰色地带冲突最具代表性的战术策略体现，在未来将成为现代冲突中的“常规牌”。

　　关键基础设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之一。未来的战争将不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较量，还包括国家生存体系之间的对抗。关键基础设施攻击有可能成为国家间冲突中的常态化手段，正是因为其具备模糊性高、可控性强、强度适中等特征，特定国家便能轻松实现低烈度冲突引发高烈度压力的不对称威慑。谁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关键基础设施，谁就能在全球战略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关键基础设施的优势是网络化、互联性和集成性，同时也正是这种“优势”，使国家安全产生脆弱性风险并衍生了风险传导的复杂路径。

　　因此，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渗透与武器化进程，标志着现代国家安全体系进入一个以基础设施网络为核心竞争场域的新阶段，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传统军事冲突范畴，成为重构国家安全边界、权力结构与战略范式的关键变量。可以说，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对抗已经超越了传统军事冲突范畴，演变为一种新型战略竞斗形式。

　　这表明，未来战略竞争中的关键基础设施攻击将是对国家生存体系韧性的极限检验，在地缘冲突中将转化为系统性、针对性破坏的重要工具。关键基础设施的攻防能力可能逐步成为决定战略竞争和战争胜负的关键变量。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从单纯的军事防御，向全体系范围的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体系转变。这种转变要求国家不仅在技术层面提升基础设施的韧性，而且要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组织协调等方面做系统性重构。